随州：法院跟踪回访案件履行情况 依法守护美丽山林

对于任何人，民粹主义的操弄者们只允许他们盲目追随、鼓掌叫好，容不得任何一点怀疑和批评。

民粹主义把握住了当今中国普通公民普遍抱有的仇官、仇富情绪，顺水推舟地在观念上把全体公民区分为贫、民与富、官两部分。怎么评价历史上国外的民粹主义呢？以下评价或许比较具有代表性：民粹主义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现象，它有左的一面，又有右的一面。

[10] 上述做法有成绩没有？有。自民粹主义在俄国产生以来，一个半世纪过去了，现如今它已经传遍全球。不想，老人家斩钉截铁地说：什么避一避？那段时间你必须离开中国。[7]实际上，美国还有些读物把populism与纳粹主义等很极端的学说相提并论，只是这里没有必要进一步举证而已。实际上，存在同时能将普通人与精英、多数人权利与少数人权利都纳入其中、并为它们提供平等保护的东西，那就是民主、法治理论或原则，也可以说是民主主义、法治主义。

就个人而言，我是一个法权中心主义者，[8]在学理上特别强调个人与国家的平衡、权利与权力的平衡。主要依据是，民粹主义的某些实践和出版物及网上文章中被广为引用的民粹党人说的下面这段话：谁不和我们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法庭调查和辩论的目标，旨在对法律事实和罪责做出判定。

在法庭上面对证人时，薄熙来很喜欢采用的一个办法，就是步步追问，证明自己对相关贪贿行为细节不察，只要不知道家人所获财物的具体情节就可摆脱法律干系。不过有趣的是，尽管薄熙来似乎对薄谷开来的私域世界，包括经济状况、财务支出不闻不问，薄谷开来对于薄熙来所在的公域却影响甚巨，无论是大连的直升飞球，还是重庆的公安事务，甚至是王立军出逃后的多次高层会商，薄谷开来都现身其中，大有主张，如同自己家中一般。按他的说法：徐明对我儿子留学的资助，我失察少教，难辞其咎，我有责任，作为父亲，子不教父之过，我对他受助的机票、住宿等等不知情。徐明和谷开来尼斯房产的事，我现在也不知晓，我对该房产概不知情。

按照法学专家的分析，循过往中国司法实践的判例，只要国家工作人员知道其家属收受了他人财物，就以受贿罪的共犯来处理。大连市城乡规划土地局局长王正刚提及的涉密场所工程，余额500万元转入薄谷开来的手下，其账目可长达十数年神鬼不知。

如公诉人在其公诉意见中所说，薄熙来与薄谷开来的夫妻关系决定了他们是利益共同体，在这种共同利益的驱使下，形成了丈夫利用权力为请托人办事，妻子收受请托人财物的共同受贿模式。唐肖林担任总经理的大连国际公司与深圳办事处的合并，获地再获合建权，可以激活一座升值潜力无限的大厦，进而使唐获得200元现金回报。进入专题： 薄熙来案 。薄熙来案长达五天的庭审调查和微博直播，以一种口述史的方式还原了薄熙来所涉案由的来龙去脉。

在公域，薄熙来虽对徐明开过一路绿灯，却少见权钱直接交易的痕迹。当然，自欺欺人的公私分明显悖人情，也无法逃脱法律责任。此次薄案的公开审判，在推进法治进程的过程中，也为反腐大业提供了更丰富的经验。24个汽车进口配额，转手又是数百万元的收入。

在薄谷开来统率的私域，则是另一派风光，保险箱、私人飞机旅行、法国别墅、英国管家，都来源于无对价的馈赠。在薄熙来所在的公域，一个批示，乃至一种默许，都能直接转化为淘金机会。

官商关系即为其中的重要一章。在官商关系层面，为打破上述套利模式，既要坚持法治，有腐必治，刑可上大夫，更要在治本的层面建立严谨的防腐制度安排，其中，在官员的权力制衡、亲属回避和财产公开等方面，都可进行较细致的制度设计，从而掐断涌向官员的黑金暗流。

庭审记录显示，徐明与薄熙来在私域比较重要的交汇为两次：一是2002年在薄家中，薄谷开来在家中与徐明研讨尼斯别墅时，薄回到家中偶遇。二是2004年徐明到商务部见薄，有停车场上的交心之语，但这一幕薄熙来在庭上又矢口否认。从庭审纪录，可以清晰地看到薄熙来官商活动的双重世界。法庭之上，在公诉人列举大量证言、书证后，薄熙来仍试图靠这种形式上的隔离术，把薄谷开来与自己区分开来：在私域，徐明是薄谷开来的密友，无论是慷慨赠金还是代持房产，薄都可以一无所知——即便徐明经常出入薄家，也不妨碍薄视其为路人，没有共同语言，不在一个层次。正是在在这个意义上，可将薄案的公开审理的庭审记录，视为反腐的公开教程。另一条暗线是私人领域，身为领导夫人的薄谷开来呼风唤雨，以大连实德董事长徐明为代表的商人鞍前马后，从购买国际机票到购买法国豪宅，有求必应。

而此次以前所未有的公开透明的方式进行庭审，不仅有助于司法公正的实施，也可为反腐倡廉提供珍贵的教材现代宽容以自然权利为基础，对不同的思想价值观念及行为给予同等的认可和尊重，它强调的是个体而非共同体的尊严和自由。

作者以为，人类的宪政实践经验表明，承载宽容精神的优良政体离不开这样几项政制原则，即代议制民主、现代政党制度、权力制衡以及宪法审查制度等。展读该书，宽容精神犹如电流强烈刺激着笔者的神智与思维，笔者第一次深刻认识到宽容应该成为国家法的基本品性。

实事求是地说，当下我国尚处于需要大力弘扬容忍态度和承认文化的过渡阶段。无论对权力的限制还是对权利的保护，都需要借助于毫不利索甚至堪称繁杂的程序性规则。

从中可知，宽容最早见诸于古希腊政治城邦时期对最佳政体或优良政体的哲学沉思，以及对平等自由的古典诠释。漫长的中世纪历史，堪称是一部以烈火利剑结束异端生命的血泪史。宪法应该承载宽容精神，此等认知渊源于近代以来的宗教自由观念及其实践。原载《检察日报》2013年8月22日第三版 进入专题： 宽容 宪法制度 。

此等政制原则的核心在于有效地配置、规范及约束国家权力。三十余年来，我国社会经济获得了飞速发展，但有关权利和权力的观念、认知思维等方面并未随之发生预期之进步与变化。

真正的宪法必定是具备宽容精神的，宽容是判断宪法和宪政优劣的一个重要标准，这是《宪政宽容论》的一个核心观点。毕竟，制约权力与实现宪政宽容之间基本可以划等号。

斯多葛学派通过反思古希腊后期政治专制和不宽容，提出了自然平等原则学说，从而奠定了古代宽容的理论基础。唯有到充分理解并真诚践行宪政宽容的那一天，我们这个自近代以来饱经屈辱和磨难的民族才能最终获得新生，国家才能实现伟大复兴。

现代宽容精神法律化、制度化和技术化的根本在于宪法化，即制定并实践具有宽容精神的宪法。二是运用社会科学方法论，通过整体与部分的哲学关系范畴建构了宽容宪政的理想模型，以此来消弭意识形态上的羁绊。职是之故，《宪政宽容论》更值得吾国吾民好好参阅。时至今日，早年陈独秀所言的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依旧是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政府官员的立场和信条。

经历欧洲启蒙运动之后，古代宽容走进历史，现代宽容取而代之。进入20世纪以来，宽容在宪法学传统、理念和知识体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同时构成推动宪政发展的内在动力（《宪政宽容论》韩大元教授序言）。

关于现代宽容的产生，作者认为是欧洲中世纪宗教迫害与不宽容的必然结果。当下我国正处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现代征程中，宽容之于吾国宪法变迁与宪政生成意义尤为重大。

《宪政宽容论》运用整体与部分的哲学关系范畴，对极端自由主义和极端社群主义进行了批判，并系统地阐释和论证了宪政在防范来自国家和社会两种类型的歧视与不宽容方面之重要功用，消弭了长期以来存在于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实践中，宪政的呈现和宽容的到来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琐细的程序而实现的。